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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g亚游国际客户端 小学四年级是写作力的分水岭,日常的“唠叨”比刻意练习更重要

时间:2020-01-11 15:40:27 编辑:

ag亚游国际客户端 小学四年级是写作力的分水岭,日常的“唠叨”比刻意练习更重要

ag亚游国际客户端,文 | 张大春

编辑丨少年商学院新媒体部

(台湾著名作家张大春,莫言形容其为“《西游记》中的孙悟空”,言外之意为神通广大,变幻无穷。)

今天写作练习的重要性不言而喻。试举一例:圣诞节快到了,我想给我最好的朋友a(其实我们从来就不是朋友)送一份礼物,我想买好吃的食物送他,可一想,食物一旦吃完了,他不就忘了我吗?应该选一份有意义的礼物。

于是我又想到买个好玩的玩具,可玩具一旦被玩腻了呢……最终我想到:他喜欢写作文,我为什么不送他一年的学生作文杂志呢?圣诞节那天,我把礼物送给他,他非常高兴,说:这是我收到的最珍贵的礼物。

总之,故事曲折,主题突出,老师看了很高兴,准备交给杂志去发表,可就在老师点赞时,我自己却看出问题来了,对老师说:我还是拿回去重写吧。

我作文开头写正发愁怎么给a送礼物,这是圣诞节前,可结尾却跑到圣诞节当天,开头、结尾的时间对不上。

为什么会犯这样的错误?因为整个故事是编出来的,旁人一眼就能看出是在撒谎。

写作是表达自己,而不是揣摩他人

中国大陆和台湾最相似的地方就是语文教学,大家都在搞命题作文,老师也都会教学生一些应试套路。

我也做过一点功课,找了大陆高考优秀作文选来读,坦率说,他们的词汇量太丰富了,我同年龄时,可能连他们一半都达不到,直到今天,我也写不出他们那样的文章。

命题作文的最大问题在于,它引导学生揣摩出题者、阅卷者的想法,并装成是自己的想法。这其实是件很恐怖的事,从8岁开始写作文,到18岁高中毕业,这么10年训练下来,人就会养成“颂圣”的习惯,动不动就是“颂”,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。一定要小心“温水煮青蛙”,特别是小学四年级前,找到正确的培养写作力的方式非常重要。

如果所有写的作文,都是揣摩他人的意思。我认为这样的文化教养,在根本上出了极大的问题,可能我们在整个过去的作文教育,包括海峡两岸的中小学,一直没有判断或者思考一个问题.

那就是,如果我们能够有效率地培养孩子自己产生知见,而且能够训练思维或者辩证的习惯,那是不是就可以让命题作文这件事情稍微往后退一步,也就是让命题作文退场,让应试作文离开真正所谓的文章的世界。

可能家长们会想,按您的方法教育孩子,万一考不上大学该怎么办?那么,我有上中下三策。

下策就是跟着老师走,老师说的可能不对,但有用,你心里明白就是了,一切等通过高考、上了大学后再说。

我有一个朋友搞作文培训,他有个高招,让学生背50到100句古人名言,随时套用到自己的作文中,阅卷老师一看,你竟然还读过这个,一下就把分给提高了,这可以算中策吧。

虽然我觉得,一切作文套路都等于公开作弊,但为了通过高考,也不妨试试。

上策比较难,需要培养一个人在感觉与表达间灵活的转换能力。

总之海峡两岸最统一的事情之一,就是如何在8岁到18岁之间让一个孩子习惯于揣摩他人心意,并且发挥变成自己的思想,这一点,有时候想起来有点毛骨悚然。一定要引起警惕。

平常的说话比有意的训练更重要

我从我的孩子进了幼儿园到小学二年级以前,因为我对古文字有兴趣,所以我经常想办法把个别字形象化、生动化地编成故事,然后告诉他们。

但是到了大概三年级,他们开始写作文,写作文我不教的。我只有两招,第一招,我说,你每篇作文拿给我看,我不看你的意思,不改你的思想,也不评论你的想法或者情感,我只改你的错字。

他们两个到了四年级的时候,哥哥想开了,说不对啊,四年级了,你不可能不看我思想。事实上这也是我小的时候,我的父亲看我的作文、日记、周记,我都让他看。

为什么让他看?他说他只看错字,他也始终确守他的承诺,从来没有对我的思想或者意见有任何看法,就说哪里有错字。所以我信守这个传给我儿子。

我们家孩子跟父母对话的时间是非常长的,每天在饭桌上,或者其他一起共处的时间,是不断讲话的,这个训练从他们上幼稚园开始,一直到他们不太愿意跟我们讲话为止。

他们从来没有在任何求学阶段,被选为写作文的代表,作文分数大概在比较好的程度。看起来,四年级就像是个分水岭。

有趣的是,有一天我忽然发觉,有一个杂志向我的女儿邀稿,邀稿后她也不想写,她母亲就逼着她说人家向你邀稿,写五篇书评,我看五篇书评吓一跳,我以为是专业书评家写的,结果是她妈开车载她的时候,在路上她用手机打的,打了五篇书评。

真正的缺点显现了,每一段统统都是逗号加一个句号,标点符号没人教,她在学校也不好好学。但是表达意见之清晰,举证之明朗,而且在议论分析条理上没有瑕疵,我吓一跳。

我不是吹自己的孩子,毕竟他们离写文章的人差得太远,可是我相信他们之所以能够那么清晰,那么条理分明的表达,很重要的是基于平常的说话,跟他沟通的时间要长,面向要广,而且无所不谈。

讲究次第,溯回古典

写文章和写书法一样,要讲究一个“次第”。

我从小生活在眷村里,对门住着一个冯伯伯,也是讲故事的好手。冯伯伯讲过一个“飞天蛇”的故事,说一个小和尚为了救师父的病,去山洞里取大蛇的胆囊,走了三天三夜还没看到蛇——因为他就在大蛇的肚子里。

这个故事吓得幼年得我魂飞魄散,但成年后想起来,服膺的却是其中故事经验的传达方式,也就是先说什么后说什么的“次第”,甚至具体到某个人物出场的时间,晚出场接不上,早出场不够味。

“春夏秋冬”四本,也有一个次第在里面:《战夏阳》是“伪学术论文”,用考证的文本形式写传奇;《一叶秋》是母亲、姑姑、奶奶、曾祖母、高祖母等十几个老太太传承的家族故事。

至于《岛国之冬》,在我的设想中,是能够在技巧上呈现出一种从中国古典说部、书场、评话“过渡”到西方现代小说的痕迹。

我小学就读教会学校,英文功底还算可以,国中(初中)时便能阅览英文小说,高三时即开始写小说,早期的《四喜忧国》、《将军碑》、《公寓导游》等小说,在叙述上都具实验意味,比较向西方现代小说靠拢。

(张大春的《公寓导游》)

只是如此许多年后,我猛然意识到,当代作家是在用汉字写西方小说。我不太想夸张说,我们应该有种国族主义式的自觉,写纯粹的中国小说。

只是在那样习焉不察的书写惯性上,一直用汉字写西方小说是件蛮闷气的事情。闷气,这种颇不舒服的呼吸状态,是促我后来重新溯洄于中国古典史统、说部、笔记中的原因之一。

中西对读之下,我重新发现了萦绕于中国传统中的“惊奇感”,那一种初刻拍案惊奇式的惊奇,但所异于或欠于西方小说的是,故事和人的真实处境是无关的,故事归故事,你归你,我归我,而非后者对复杂人性的活化和刺激。

于是,让这两个传统碰头,借由惊奇性的故事把人性说得更透彻,是我现在所跃跃欲试的。现代小说有现代小说的局限,传统笔记有传统笔记的局限,这两个传统不碰头,是很难让各自已经智识化、公式化的写作得到突破的。

一个传统在经过无数累积、沉淀、复制之后,本身会贫乏,必须遇到其他的传统,才能将它激活。

尝试“炫技”,与众不同

面对惶惶不可终日的考生及家长,我总想说:如果把文章和作文根本看成两件事,文章能作得,何愁作文不能取高分呢?

以考试取人才是中国人沿袭了一千多年的老制度,以考试拚机会更是这老制度转植增生的馀毒,既然不能回避,只能戮力向前,而且非另辟蹊径不可。

怎么“另辟蹊径”?一般说来,真正的好文章不会是他人命题、你写作而成就的。但凡是他人命题,就只好换一副思维,把自己的文章当作谜面,把他人的题目当作谜底。

你周折兜转,就是不说破那题目的字面,可是文章写完,人们就猜得出、也明白了题目。

在《中时晚报》任职时,我还当过一个听起来奇怪的“撰述委员”,每天看30份报纸,将有趣的新闻摘录,编成包含着政治隐喻和社会现实的戏谑小说,下午见报连载。

这些小说连载一年余,结集为《大说谎家》,而另一长篇代表作《城邦暴力团》也是如此,看起来处处考证细致,似乎又满篇皆是虚构,把所有线索放在一阕《菩萨蛮》里,留给读者去拆解。

有人说我的写作好“炫技”,我要抗辩一下,在没有什么必要炫技时,我是不会炫技的,但我发现一个技术而别人没发现,那我要炫出来。

我们常说,文如其人,其意大体是说文章往往体现了一个人的阅历、性格和思想,即与别人不一样的地方,好比我们从李白的诗中可以读到洒脱恣意,从刘禹锡的诗中则会领略豪迈。如果文章千篇一律,纵使摘艳熏香也难避空洞无物,又何谈好文章?

积累词汇,善用动词

如果让我对孩子们作文有一条什么建议的话,我建议尽可能写简单,少用形容词、副词,多用动词。

在作文教学中,一些老师会鼓励学生滥用辞藻,这是因为“五四”后很长一个阶段,白话文发展不太成熟,那时人们对副词、形容词比较宽容,在徐志摩、朱自清的文章中,都会有一些长句,但这种写法未必适合当代。

我觉得在今天汉语写作中,阿城的东西最干净,比如小说《棋王》,几乎没用什么形容词。

当然,写文章都会用到形容词、副词,但我写完东西后,会做一番减法,将没必要的词统统删掉。

我记得以前在大学教现代散文课,朱自清、徐志摩、郁达夫这些,我认为这些文章都还有着某种在白话文运动初期阶段,对于使用白话文无比兴奋而形成的没意义的、空泛的堆叠,有趣的是减法,所以我就在散文课上做一些尝试。

比如说可不可以写一篇文章,只有名词、动词、介词和虚词,没有形容词,这些东西我在教的时候,还没有体会到真有这样的文章,我后来看到阿城的文章,我每看一篇,他写任何事情,我都乐.

他那种干净就是没有不必要的形容词,也没有不必要的譬喻。如果说他平铺直叙,你会因为他的那个减法,因为简洁干净,会记住他特别生动的某些语言。

我记得他在《树王》里有那么两句话,听起来俗得不得了,可是传神了,我经常想起来。“我不过是个屁眼儿大的官”,“你还在我屁眼里”,非常鲜活。

契诃夫的那个《小公务员之死》非常清楚的一个意象,那两句话,抵得过契诃夫一个短篇。

(契诃夫《小公务员之死》)

在台湾有一个我非常敬仰的老前辈,短篇小说作家黄春明,我认为他是台湾最了不起的短篇小说家。他70多岁的时候跟我说,“大春啊,你不觉得文学小说这些,会写的人越来越少,读的人越来越少吗?”。

当然这种感慨很寻常,可是我没想到他后面说,你知道原因是什么吗?他说,“我认为现在的孩子,脑子里面的动词太少,最常使用的动词就是‘买’。”

我认为,这一问题的出现,原因不在于孩子缺乏想象力,而是他们没有时间没有条件去参与更多生活体验。